我叫廖文俊，二十二，台北读电机系，大四。成——不对，今年民国一一五年，我爹廖金水，心肌梗，倒在他自己旅馆的汤池边上，六十一。
我爹这辈子有两样拿得出手：一样是头城这间"春日之汤"，日式温泉旅馆，四十间房，他一手从六间房垒起来的；另一样，是他五十八岁那年在北海道带回来的媳妇——阿珍姐，三十二，札幌居酒屋出身的日文比中文还利索，进门才八个月。
我爹头七那夜，按规矩家里要留一个人守灵，其余人回旅馆招呼客人——头七客人多，亲戚多，走不开。我大伯当着灵堂把话摊开："文俊留。他爹跟他最亲。"
最亲。我跟我爹其实一年说不上十句话。可我是廖家独子，灵堂里除了我没人镇得住，这我懂。
后半夜两点，灵堂剩我一个。纸扎的金童玉女被穿堂风吹得哗啦响，我跪在蒲团上打盹，迷迷糊糊听见拖鞋声——木屐那种，嗒、嗒、嗒。
阿珍姐进来了。她穿着那件墨绿的浴衣，头发盘着，手里端着一壶热茶、一个保丽龙饭盒。她把东西搁在供桌边上，没说话，先给我爹上了炷香，跪下去磕了三个头。磕完她坐在我旁边，把浴衣下摆拢了拢。
"你去睡。"她说，"旅馆柜台我盯过了，账记讫了。你明天还要开礼。"
"我守着。"
"你守着，你爹看着你打瞌睡，走得不安生。"她把茶倒了一杯塞我手里，"头七的规矩是守夜，不是守死。走，回屋睡。"
我跟着她回后栋。我爹在时她住东厢，我爹走了，亲戚们嚼舌根，她自己把被褥抱到后栋大厅的榻榻米上——大厅通着灵堂，她说守灵方便。
躺下半个钟头，我睡不着。纸钱味、香灰味，还有隔壁浴池飘上来的硫磺味，混在一块儿。翻个身，听见外头木屐声又响了，嗒、嗒。
大厅的纸门拉开一条缝，阿珍姐探进半个头："冷不冷？"
"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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