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长凳上坐下,把本子推给我,说,明天到了矿上,我签。我说,现在签不行吗。她说,现在签,我今晚睡不着。我说,为什么。她说,签了字,他就真成病故的了。她说完这句,把灯拉灭,黑着坐在长凳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本子揣进兜里,带上了门,没闩。
回宿舍的路上我绕到车库,把行车记录本放在驾驶座上,又拿下来,夹进工具箱。夜里我睡不着,十一点起来抽烟,烟抽到一半,把烟头按灭在鞋底上,走到窗边。窗外是院子,办公室的灯亮着,排班表还钉在门后板上,那行字隔这么远看不清。车库的门我今晚带了,带得很严,插销插到底。
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我发动了车。她已经在灵堂门口站着,穿自己的灰呢外套,头发梳得很光,手里拎一个布袋,布袋里是两个馍和一壶水。她上车,把安全带拉过来扣住,这是她头一回在这辆车上扣安全带。我说,山路颠。她说,我知道。
出大门的时候,老顾站在门房里,手里端着搪瓷缸。车开过去,他喊了一声,把车窗摇下来。他说,到了矿上,先取东西,再谈别的。我说,知道。他说,本子带上了没有。我把本子从工具箱里抽出来,举了举。他说,让她当着医务室的人签。我说,行。他把门房的窗关上,窗玻璃上有一层灰,关上时留下一道干净的边。
山路走到一半,过一段塌方的窄道,我把方向盘打死,左轮离崖边不到两尺。她两只手抓住仪表台上方的扶手,指节发白,一路没出声。过了那段路,她把扶手松开,手心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蹭掉汗。她说,天天这么开。我说,天天这么开。她说,你不害怕。我说,害怕。她问,怕什么。我说,怕车空驶回去。她没听懂这句话,也没问。
中午到了矿上。矿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广播里放着天气预报。家属院在后山,红砖房,一水儿四层。她把布袋拎在手里,走在我前头,走到第三栋楼下停住,抬头看四楼的一个窗户,窗户上挂着一条蓝褂子的影子,不是她男人那件,那件在馆里。她说,那扇窗底下晾衣裳的地方,他去年帮我钉过一根铁丝。我说,走罢。她应了一声,跟我往医务室去。
医务室在办公楼一层,门开着,里头一个戴袖套的老大夫。姓吴的不在,值班的是另一个人。老大夫翻档案,翻出出勤表,又翻出医务室的登记本。登记本上写着:罗广德,最后三个月,每日领速效救心丸十粒,签字人罗广德。最后一页写着:最后一次就诊,自述胸闷,要求开诊断证明,大夫未开,理由:非本院住院病人。
我把本子摊在桌上,翻到那一页,把笔递给她。她接过去,手不抖,笔尖落在纸上,停了很久。老大夫在旁边看着,老顾不在,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个翻档案的声音。她写下罗门何杏四个字,写完把笔搁下,说,这两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说,签了。她说,签了。她把本子推给我,推的时候指尖压着那四个字,像怕被人擦掉。
老大夫把出勤表和登记本的复印件装进牛皮纸袋,封口,盖章。他把纸袋递给我,说,矿上的认定,缺这两样。我说,缺哪两样。他说,缺他每天领药的签字,缺他没开成那张证明。他把纸袋往我怀里按了按,说,你带回去,让馆长看第三页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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