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砚没有立刻停止实验。尽管伦理规范在尖锐地警告，但一种更强大的、对获取“核心数据”的渴望，让他多记录了十几秒。这十几秒里，谢言的生理数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同时也展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反应特征。
直到谢言的挣扎开始减弱，身体从剧烈的痉挛变为小幅度的、无意识的抽搐，眼神开始涣散，仿佛意识即将脱离身体，江砚才终于按下了停止键。
刺耳的音频戛然而止。
闪烁的恐怖图像消失，屏幕变回一片死寂的灰色。
实验室里，只剩下谢言压抑不住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和仪器发出的、规律却冰冷的提示音。
江砚解开了他手腕上的束缚带，摘下了那副如同刑具般的耳机和眼动仪。
谢言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软软地从椅子上滑落，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双臂依旧紧紧抱着自己，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他不再是那个沉默隐忍的被试，他变回了一个被童年噩梦吞噬的、无助的少年。
江砚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他拿出记录本，飞快地写下观察笔记：
1.被试对突发性高分贝刺激表现出极端生理及行为反应，远超常规恐惧模型。
2.观察到典型的创伤性闪回体征解离、防御姿势、情绪失控。
3.结合其自我伤害史，强烈提示存在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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