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之前在地下室给谢言喂了太多扰乱神经和干扰睡眠的药物，他的作息现在极不稳定。有时深夜惊醒，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有时又会连续沉睡十几个小时，连姿势都不曾改变。
江砚发现自己查看监控的频率越来越高。手机屏幕在课堂上亮起，在社团活动中亮起，在实验室里亮起，甚至在深夜的书房里也始终亮着。他需要反复确认画面里那个蜷缩的身影是否还有呼吸，胸腔是否还在起伏。这种不受控的担忧让他感到陌生且不悦。
谢言的精神状态确实在持续下滑，这正是江砚最初计划的一部分。削弱他的意志，让他依赖，让他再也无法离开。可当这一切真正发生时，江砚却发现事情偏离了预期。
他见过谢言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喃喃自语，见过他焦虑到用脑袋反复撞墙，见过他长时间盯着自己的手掌，仿佛在确认它们是否真实存在。这些症状超出了“脆弱”的范畴，正在滑向彻底崩溃的边缘。
明明一切都在按照江砚的计划进行，可他却无法接受谢言真的疯掉了。
他将这种情绪归结为长期相处产生的不必要共情，或是研习心理学后残留的职业病。于是他做出了调整，将谢言从地下室转移到有窗户的房间，试图用阳光和相对正常的环境来稳定他的状态。
但这个决定似乎起了反作用。
明亮的阳光让谢言更加无所适从，宽敞的空间反而放大了他的不安。他像一只被突然放出笼子的动物，反而怀念起那个狭小但熟悉的黑暗。他开始长时间蜷缩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对窗外流动的云朵和阳光表现出明显的恐惧。
江砚站在监控前，看着画面中那个试图把自己藏进阴影里的身影，第一次对自己的实验产生了怀疑。
他想要的是一个依赖他、需要他的谢言，而不是一个彻底失去神智的空壳。
也许他真的和这个“样本”相处得太久了。久到那些本该冰冷的数据，开始有了温度。久到当他看见谢言对着墙壁发呆时，会想起最初在心理咨询室里，那个眼神清澈却带着绝望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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